韩国养牛，美国也养牛。美国养牛成本不低，韩国则更高，据说韩国超市里的牛肉是世界上最贵的。因而，为维持本国牛农的基本生计，韩国政府每年均给予本国牛农大额政府补贴，弄得政府财政叫苦不迭。

    一方面牛肉价高，消费者很有意见；另一方面养牛成本高，牛农抱怨养牛利润太低。政府如何化解两面不讨好之尴尬——自由贸易体系下，韩国政府本该大量进口欧盟譬如英国和西班牙相对便宜的牛肉，可是韩国不能，因为韩美贸易交往，韩国的贸易顺差不能过大，韩国历届政府必须回应美国政府要求开放韩国牛肉市场的巨大压力。所见，韩国政府放着便宜的牛肉不买而不得不进口美国牛肉，既很无奈又颇显委屈。

    以疯牛病作理由，韩国一度将美国牛肉拒之门外，但疯牛病并非年年暴发，美国就压迫韩国恢复牛肉进口。这时候，韩国政府有两种选择：一是进口牛龄30个月以内的牛肉，价格更高些；二是进口牛龄超过30个月的牛肉，价格相对便宜些。韩国政府选择了后者，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保持国内牛肉价格稳定，替韩国消费者考虑。然而，消费者普遍不领情，在他们眼里，牛龄30个月以上的牛患疯牛病的几率较高，政府这么做，无疑是对消费者的健康不负责任。于是，牛肉问题演变成为民生权益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软弱与迁就问题。由此，韩国消费者的抗议声浪迅速被放大乃至逐步失控。

    事实上，由于韩国人均收入很高，高价牛肉总体仍能承受。照理说，美国牛肉大举“入侵”，韩国牛农的利益受损是最大的。然而，这一回的“牛肉风波”偏偏是韩国消费者冲在最前面。也就是说，在抗议政府牛肉贸易政策的声浪中，韩国牛农的利益诉求已被夹带在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诉求之中了。

    综上所言，韩国民众的“牛肉原则”可概括为三条：一是不满政府在韩美牛肉摩擦中的“无原则”表现；二是进口美国牛肉对消费者的健康风险和对牛农利益的伤害；三是抨击李明博上台后宣称的对美“有原则的实用外交”并无原则可言。

    那么，韩国的牛肉风波对中国有哪些教训可供借鉴甚至汲取呢？我也例举三条：其一，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贸易自由化，不等于无原则的一味开放本国市场，尤其是对本国涉及面大的弱势产业。现在回头看，当年中国入世时，政府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向国际市场开放锱铢必较，是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认知之上的；其二，农业尤其是粮食和肉禽蛋，必须立足或主要立足于国内供给，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尤甚；其三，就市场经济而言，政府对本国弱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或价格补贴并非没有副作用，但就眼下的中国，包括韩国乃至农业发达国家如日本，都须对本国农业施以不同程度的保护或补贴，这中间的要旨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既是关乎民生的执政能力，也是一门重要的执政艺术。